关先生说：“结婚的时候，我知道她有生意头脑。但我没有把她当成一个生意人。一个生意上的合伙人。

“刚到巴西的时候，我们也挺艰难的。做生意哪有只赚不赔的。我没有赔过钱，一赔钱心里就过不去。总是她来开导我。给我温存。激发我拼搏的勇气。

“后来我们的生意就走上了正轨。她给我生了一儿一女。我挺满足的。我觉得，一家人，这样过日子不是挺好嘛。这个时候，我们有了分歧。

“她想把生意做大，挣更多的钱。我想的是，钱挣多少算够呢？她觉得我小农意识，没有远见，没有志向。我拗不过她。只好听她的。我不理解她。她其实不乱花钱，可她就是觉得钱越多越好。

“有一次，我要出差谈个生意。临走的时候，我生病了。不想去。她着急忙慌地带着我打针吃药，最后把还发着高烧的我塞上了飞机。在飞机上，我哭了。

“我想我在大陆的老婆，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一定不会让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和我巴西老婆不是夫妻，是合伙人。我们的家庭更像一个合伙企业。我就是这个合伙企业活的工具，是商业社会这台超大型机器里的一个零件。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攒体己钱。我想这笔体己钱要留给我在大陆的老婆和孩子们。”

周先生怕老关太伤感，就半开玩笑地说：“你说，老江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

关先生说：“他就是有那个瘾。他能暗示你什么？你别想多了。”

周先生还是不罢休地一边联想一边说：“你说，我要是采购更多他的货，他会不会把那个姑娘介绍给我？我听说国内现在好多地方都是这么招待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