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伟人暮年时的几项决定来说，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师总不会认为都是正确的吧。”

此时台下的老师都已经被戴定吸引，他们不再“高高挂起”，而是开始低头细语，交流各自的看法。

戴定也并没有在第二点上和倪效国过多的“纠缠”，他很快就说出了他要表达的第三点：

“第三个方面，我想通过一些伟人的自述，来说明他对诗词的理解和看法。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

伟人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伟人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伟人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伟人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伟人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从这些伟人自己的恢复中，我们不难看出，伟人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或者对古诗词做统一的注解。

伟人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要每个读诗词的人都能有自己的理解和观点。

然而按照倪老师的意思，对于伟人的诗词只能说优点，不能指出缺点，这难道不是与伟人的初衷背离了吗？

一时间，倪效国被戴定说的不知该如何反驳，涨红着脸，怒目圆睁地看着戴定。

然后有些失态，近乎用吼的方式喊道：

“反正不管你怎么狡辩，我就是不允许你这么诋毁伟人，你就是有政治立场问题，我就是给你零分。”

此刻，在座的诸位老师，包括钱校长，都瞬间石化。

对于倪效国的“歇斯底里”，大家显然是猝不及防的。

但此刻戴定倒是依旧沉稳，他一开口就又把所有老师都拽了回来：

“既然倪老师这么说，那我还想讲讲规则。

大家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论在哪里，任何人做事都是要讲规则的，相信这点没人反对吧。

那么好，如今已不是‘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你所谓的政治立场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