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金陵已入暑，

莫愁湖里荷花盛。

勤燕呢喃六朝书，

社稷为难一堵城。

兴邦在组织部和曾部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面谈。整整谈了六个小时，什么都谈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政绩、包括他的父亲宗嘉恒，爷爷宗震岳都谈了一遍。

“你的爷爷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他当年在窑湾的那场外科手术救下的就是我们的叶风将军。”

兴邦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反应过来。“我从来没听过我的爷爷讲过这些。”

“这是叶将军亲自说的，他的回忆录清楚的记录了在窑湾那场战斗，他的警卫连与日敌华东司令部宪兵团不期而遇，双方主官都受重伤，是大医生黄业松和宗震岳救了他。解放后叶将军故地重游，还派人寻找过故人。”

曾部长接下来的话就重了，“你对党内民主和个人崇拜怎么看？”

兴邦一愣，他真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是经济干部，没想过这么复杂的问题。”

“呵呵，那你得想一想了。”部长根本不给他滑过去的机会。

“我认为在评价这个问题时要加一个前提。”

“你放开讲嘛。”

“我个人意见，个人崇拜下的决策肯定是不行的，但党内民主也不一定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这里面一定要加个法治健全下的决策问题。法国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就讲，‘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往往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线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不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群体，没有法的约束，不能保证他们的决策不是再为自己谋利。因此我主张‘控权论’和‘宪政论’，搞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讲的，宋老果然说的没错，你是一个有深厚改革实践经验和独立思想的人，不人云亦云，很特别，胆子很大。”

“我是知无不言。”

“听说你热衷搞国有企业股份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股份制，你对现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怎么看？”

“我当了两年市长，十年国企掌门，接触过很多国有企业，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进行系统的大改革，而且以我的改革实践看，我们实行股份制后的红利强制上缴后，企业经济效应非常好。”

“说问题。”

“问题很多，有些国有企业不仅效率低，而且成为某些管理层的‘分红工具’，利益固化了。亏损了，他们说这是国有企业，由全体国民承担。在他们手里怎么能不亏损呢？从企业招工，到采购，销售，都由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必须进行改革，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的道路，把国企彻底改没有了不代表改革彻底和成功。对于重要类似于基础设施功能的企业比如水、电、气，我们要适当保留国有资本运行，实行有限竞争的特许经营。”

“你这与现在国企做大做强的声音有很大偏差。”

“ 我认为我们国家要把三种资本用好，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任何一个资本占比太大都不是很好，稳住经济基本盘不能靠外资，国有资产的功能更应该定位为基本盘和逆周期调节，不能人为做大国企，影响经济生态。”

曾部长由衷的欣赏眼前这个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你对经济的理解深度，比我想的要深刻的多。”

“我们要可持续的的长远发展，保持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对私有财产的充分尊重，以及对科技产业化的支持，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现在国企这一块我们管的还不是那么精细，公有这个词太宽泛了，权力拥有者甘之如饴，随意拿取，必须让他们知道，企业放在你手里管，产生的任何利润都是有主人的。”

“讲的很好，有人反映你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理论，你怎么看？”

“呵呵，在我们这个社会，做任何事都要做好迎接各种批评和声音的准备。我听得进去任何声音，如果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我会用它来校验我的做法。如果是搅局捣乱，我也不争辩，我会用事实来回击他们，任何事要用事实来说话嘛。”

其实宗兴邦在组织部的名单里比较靠前，本来部里计划先找他谈话，但是好多人对他有意见，说他是个有争议的的人，当然也有一位老同志讲，“才43岁，还年轻嘛，再磨练一下。”

事情就此搁置下来。直到谈了好久谈不出来这个省长，兴邦才再一次从水底浮出水面。

部长亲自谈，还是很少见的，谈了几个时辰更少见。时间到了凌晨，兴邦说“今天回不去了，明天上午还有个常委会，我得请假了。”

“哈哈，不要，凌晨有班车去上海，我经常坐，给你挂节车厢吧。不耽误你明天开会。不然，老顾说我不关心干部。”

曾让秘书给铁路调度局打电话。自己送兴邦下楼，“时间有点紧，我就不留你吃夜宵了。”

“那你欠我一顿饭，我得记着，下次来北京我得来蹭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