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8年，王安石被调进京担任三司度支判官。

进京述职时，他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具体说来是三大块：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取士之法，涵盖的内容居多。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确实是很好的，对国家民族和百姓都是利好。

有些政策确实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变法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但是，在这些新政条文中，有很多是不合时宜的。

如均输法、免役法、保甲法等，引起了扰民和损民的后果，使得民间百姓叫苦不迭。

于是围绕着变法，在朝野出现了“新旧党争”。

反对变法的旧党十几人罢官离开了朝廷，其中司马光、吕诲等人坚决要求恢复旧法。

王安石在这种政治激流中两次罢相，最终隐退，改革失败了。

苏轼被卷入“旧党”一派，招致各种打击迫害。

与王安石性格类似，苏轼也是具有鲜明个性，绝不妥协之人。

因为看到变法的种种弊端，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

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等人观点基本与苏轼相同。

这些人被冠以”旧党“。

王安石提拔起来的改革派，如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党"，则坚持与旧党抗衡。

即使王安石辞职了，但这种新旧之争，仍然前后持续了数十年。

其实，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

并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

但是，这种斗争发展下去，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重对立。

比如新党把持朝廷大权时，自然就打击迫害旧党人士。

作为当时名声最大的反对者——文坛领袖苏轼，自然引起了新党的极大注意。

原本具有”宰相之才“的苏轼，因反对变法一直被贬。

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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