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新华社的军事记者华山前往前线部队采访，了解到官兵们对后方物资供应普遍存在不满。士兵们向他反映，他们已经打了三个月的仗，虽然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却依然吃不上饭，连油也见不到。
按照以往的惯例，战斗前后都能吃上好的补给，但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战前没吃饱，战后也依然挨饿。结果，“战士们在冲锋时，有的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有的因虚脱昏倒，还有的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跑，却因为体力不支无力追击，只能趴在山头上哭泣，痛失了艰苦行军后即将到手的歼敌良机”。
部队官兵普遍患有夜盲症，棉衣破损，棉鞋开裂脱底，这些问题虽存在，但大家并没有太多怨言。然而，战斗结束后的休整期，后方运来的物资仍然无法保障，整个军队只能领取到十几桶豆油。不满情绪不仅存在于士兵之间，高级干部也表达了不满。
华山叹了一口气：祖国的抗美援朝热情未能通过有效的运输手段传递到前线。
从第二次战役起，炒面逐渐成为主要的野战食品。
到了第三次战役，前线所运送的干粮大部分是炒面。炒面因其体积小，便于携带和食用而被广泛使用，但由于多为手工制作，质量参差不齐，在缺水的情况下难以吞咽，且长期食用容易引发消化不良和体力下降的问题。
后勤部门后来对炒面供应总结出两条经验教训：
一方面，在供应炒面的同时，未能妥善解决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导致部队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夜盲症、口角炎等营养缺乏性疾病日益增多，严重影响了官兵的身体素质。
第二，在具备做饭条件时没有及时改为供应生粮，导致部队对炒面产生了厌烦情绪，随意丢弃，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在三次战役期间，被装供应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志愿军入朝后不久，气温逐渐下降，第二次战役更是在寒冬时节展开。
尤其是在东线战场，气温骤降至零下30℃以下，第9兵团各军队匆忙入朝，未能及时领取和更换寒区的冬季装备，导致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减员，许多部队因此丧失了战斗能力。除了冬季防寒装备的问题外，鞋子以及伤员更换用的血衣、血被也成为当时严重困扰的问题。
由于部队入朝后长期处于行军状态，翻越山岭，进行长途跋涉，鞋子磨损严重。由于无法及时得到补给，部分部队甚至出现战士赤脚在雪地中行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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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司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到此事，心情尤为沉重。
血衣和血被是战场救治伤员时必不可少的军需物资。在三次战役期间，尽管后方前线输送了超过十万件血衣和血被，但由于大部分物资堆积在鸭绿江边，真正送达部队的数量却寥寥无几。
在第二次战役中，第20军的一个医疗队收治了1800多名伤员，但手头却只有90床血被，甚至连一件血衣也没有。当时正值寒冬，气温低至零下30℃，伤员们穿着破旧且沾满血污的棉衣，在严寒中痛苦不堪，伤情因此更加恶化。
另外，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问题，那就是对伤员的救治与后方转移。据当时的统计，志愿军在入朝初期，战场上伤员的死亡率较高，达到了35%至45%，且伤后再次受伤的情况也较为频繁。在三个战役中，伤情的具体分类为：枪伤占31.5%，炸伤占62.8%，烧伤及其他类型的伤占5.7%。
由于前线急救力量匮乏，各级救护机构距离阵地较远，大多数伤员被送到团治疗点时已超过六小时。再加上伤员的转运和治疗多在夜间进行，且缺乏合适的房舍和手术条件，救治效率难免受到影响。
在前三次战役中，伤员的后送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第一次战役期间，由于战线距离边境较近，伤员的后送主要依靠步行、担架和少量汽车。到了第二次战役，后送线的延长使运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伤员的后送困难显着增加，尤其是在东线战场，大量伤病员滞留在军、师医疗所，等待转运，境况异常惨痛。
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后，后勤和救治力量更加无法跟上，许多作战师只得自行组织部队撤回伤员，甚至有些部队出现了遗弃伤员的情况。
当时，伤员的后送主要依赖回程的汽车捎带，但由于运输部门未明确规定汽车回程时必须承担这项任务，部队只能派人在公路上拦车。如果没有汽车，便组织30到50人的队伍，用担架抬运伤员。在这一过程中，时常出现伤员掉落的情况，导致死亡率有所上升。
伤病员归队率偏低，同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根据志司军务处的统计数据，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期间，第38、第39、第40和第42军后方转送的伤员总数为人，但仅有584人返回部队，归队率仅为3.7%。同期，转送的病员总数为7214人，然而归队的仅为297人，归队率为4.1%。
为了解决伤病员归队率偏低的问题，志司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包括：
轻伤轻病尽量留在队伍中，如无法留队应争取在治疗期间留下；提升后方医院和战地手术能力，杜绝途中人员失散情况，降低因伤致死和病亡率；各级单位需建立归队管理机构，定期开展归队组织工作；各部队应派遣一定数量的干部到后方医院进行归队动员等工作。
上述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志愿军部队此时已极度疲惫，亟需时间进行休整。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未能如愿，美军的进攻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第四次战役因此被迫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中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