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五次战役准备来说，最主要的是第二番作战部队向前线的开进、集结、展开和完成作战准备。

第二番作战部队由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9兵团组成。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分别在1951年2月中旬和3月中旬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第9兵团原本就在朝鲜境内进行整编补充，并已派出1个军参与第四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其余2个军则于4月中旬集结在三八线以北的平康、淮阳地区。

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由第二番部队的三个兵团负责，这是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安排。

原第13兵团的4个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以及紧随其后的第50军和第66军，已经连续进行了4次战役。

近半年的战斗中，部队一直未能得到休整和补充，减员情况十分严重，官兵们身心疲惫，实在难以再承担大规模作战任务。

要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就必须将大量的精锐力量投入战场。在第二轮作战部队中，第19兵团的3个军是最早进入朝鲜的。

在东北边防军刚刚组建时，中央军委就已将第19兵团确定为战略机动力量，部署在三线。根据计划，他们将在第9兵团（第二线兵团）之后跟进，必要时进入朝鲜参战。

第19兵团的前身是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亦即广为人知的“杨罗耿兵团”。

在解放战争后期，第19兵团改编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序列，受彭德怀指挥，参与了大西北的进军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兵团指挥部迁至西安，所属部队分别驻防于陕西、宁夏等地。

1950年10月5日，奉命向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带集结，完成换装、整编任务，并开展了适应入朝作战的战前训练。

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第19兵团19兵团下辖第63军、第64军、第65军，司令员是杨得志，政治委员是李志民，郑维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19兵团是最早在入朝部队中更换苏式装备的单位。这次装备升级主要集中在步兵的轻型武器，涵盖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以及高射机枪等。

除了兵团和各军直属队以外，9个步兵师的全部武器都更换为苏式枪械。具体包括步枪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配发了2个基数的弹药。

这些武器刚从苏联运抵，还密封在箱子里，外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油。在这些武器中，最受欢迎的当属配有转盘弹匣的轻机枪和高射机枪，它们射程远、火力猛、杀伤力强。相比之下，苏式步枪显得笨重，操作不够灵活。

2月5日零时，第19兵团所属各部队从山东启程，乘火车向北方进发。

鸭绿江大桥上，满载兵员和装备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向东疾驰，桥下冰封的江面已经开始解冻。

其中一趟军列，最前面的4节车厢，是19兵团的临时指挥部，车厢里载着包括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在内的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这4节车厢后面，加挂了10余节载满重型装备的平板货运车皮。

此时，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30余万中朝军队夺回了汉城，攻占了仁川，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赶过了“三八”线。

2月17日黎明时分，军列经过一夜疾驰，到达朝鲜平安北道，前面就是定州。为避免沿途军列遭到敌机空袭，先期入朝的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在定州南面的这段铁路边，专门开挖了两个隐蔽列车的山洞。

为防天亮后遭到敌机空袭，杨得志命令列车就地停下，把兵团指挥机关乘坐的4节车厢与后面载运装备的平板车皮断开，让火车头把这断开的军列，分别送进两个山洞里隐蔽，等天黑后再走。

隐蔽在山洞里的这一个白天，敌人的飞机先后对这一路段轰炸了3次。开火车的铁道兵战士告诉杨得志司令员，这样的情况对于铁道兵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就是敌人所谓的“绞杀战”，目的就是要切断我军的铁路运输线。

熬到晚上，杨得志命令军列继续前进。隆隆声中，火车头从对面山洞驶出，从后面抵近19兵团指挥部乘坐的这4节车厢。

按以往操纵常规，火车头先要从后往前，将这4节车厢推向山洞另一边的出口，然后在扳道员的配合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扳道，将已经分成两截，藏于两个山洞的两段军列重新连接后，才能够正常行驶。

这时意外发生了。

“哐当”一声，火车头从后面顶住这4节车厢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向山洞的另一边出口慢慢驶去。

刚出山洞就是一个大下坡，4节车厢的速度突然就开始加快，巨大的惯性将车厢里，一些还没有坐下来的人，一个个全被甩朝后面，摔在车厢地板上，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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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车厢顺着坡道疾速滑行，仍在不停地加速中，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地跑到司令员杨得志面前说道：“糟糕，后面的火车头没有挂住我们的车厢！”

杨得志扭头透过车窗向后望去，果然，4节车厢后面，火车头还停在山洞洞口，距离他们却越来越远。刚才火车头“哐当”一声从后面顶住车厢，不知道什么原因，火车头连接车厢的挂钩却没有挂住车厢，但火车司机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火车头将这4节车厢推出山洞洞口，却又偏巧是下坡路段。于是，这4节车厢载着整个19兵团指挥机关，像匹脱缰的野马一样，扔下火车头，风驰电掣地往前奔去。

杨得志大喊：赶紧扳闸！

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拥向各个车厢尽头，拼命扳动制动闸，但车厢仍然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沿着下坡的铁轨奔得越来越快，只见车外模糊的山崖和树木从窗边飞速地往后划过。

这4节车厢里，可是第19兵团指挥机关的全体人员，一旦发生意外，其后果不堪设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三人都是一头冷汗。万一真的出了事，整个19兵团的指挥系统就全完了。

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将会对我军在整个朝鲜战场上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

过了七、八分钟，随着坡道放缓，列车稍微慢下来一些，大家猜测，前面应该就是定州车站了。但更糟糕的情况却突然出现了，虽然实施灯火管制，但大家仍然隐隐约约看到几百米外的正前方，同一条铁轨上竟然停着一列火车。

4节车厢以很快的速度逼近前面那辆停着的列车，警卫排的战士早已经围在几位首长周围，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尽全力护卫首长安全。

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影子从月台上窜下，飞奔向铁路，扳下了道岔。19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乘坐的这4节车厢，在最后的一刻，驶上了另一条铁轨，呼啸着与停着的列车擦身而过。

进入平路，滑行的车厢在轨道上慢慢减速，终于在一公里外停了下来。

当杨得志司令员和几位首长走回车站月台时才发现，刚才跳下月台，发疯似地奔向铁路，迅速扳下道岔，救了全车人性命的，居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朝鲜男孩。

男孩背上斜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步枪，嘴里不停地向双手哈着热气，冻得通红的小脸上，一双大眼睛笑意盈盈地看着这群志愿军官兵们。

双方语言不通，杨得志司令员一把抱过小男孩，高高举起，在原地激动地转了几个圈。

男孩不知道的是，他今天救下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的整个指挥机关，这里面包括日后的两位共和国上将和一位中将。

回到车厢，杨得志司令员长舒一口气说道：“如果不是这个朝鲜小男孩扳开道岔，我们整个兵团指挥部，等于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端了“老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