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社1951年12月5日仰光电，让中国人愤怒异常。

两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三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日本人又一次在朝鲜战争中登场了，这三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着名的变态狂—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中国人民对这个恶魔非常熟知，石井四郎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中国东北、犯下无数禽兽不如罪行的“七三一防疫给水部队”创始人兼指挥官。

与他同样臭名昭着的还有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

这三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是令人发指的战犯，甚至连苏联人也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是苏联提议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五个大战犯中的三位。

为了研究不同人种对细菌的反应，石井四郎等人使用各种手段，用不少苏联人作为实验对象，进行了“活体解剖”等残忍试验。随着时间推移，连许多日本人也开始打破沉默，揭露美国为了利用“731部队”的细菌战经验和成果，庇护了这些早该千刀万剐的罪人，如石井四郎等人，甚至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令其安度晚年，石井四郎等人也自然投桃报李。

1952年1月27日晚8点，多架美军战机飞临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的阵地上空。志愿军部队迅速进入坑道，但没有听到往常的爆炸声。

次日清晨，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驻地金谷里的雪地上，发现了大量的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一夜之间，它们突然不合时令地，出现在金谷里山坡，约200米长，100米宽的寒冷雪地上。

时任第42军第125师，第375团的作战参谋宋春林，第二天天快亮时，起床一看，雪地上到处乱爬的苍蝇、跳蚤等昆虫，就急忙让部队用扫把扫，用火烧。

随后，第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和龙水洞，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散布地带长达6公里。

第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第42军卫士技术设备，无法确认它们，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立即采取措施，清理焚烧这些昆虫。并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下，将这些昆虫标本，送往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朝鲜北部的冬天天寒地冻，这些昆虫的出现，明显违背常理。

2月2日，志愿军总部，又一次接到第42军报告，彭老总对此高度重视。当即打电话，向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并指示，立即采取措施，消灭可疑昆虫。志司立即向各部，转发第42军的报告，要求各部严密注意，美军飞机的投掷物。并及时上报异常情况。

此后，志愿军部队，志愿军其他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伊川、铁原、金化等地，也接连发现了，密集的苍蝇、蚊子、蜘蛛等，传播病毒和细菌的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甚至达到，每平方米600只，十分瘆人。

1952年2月11日下午14时，第39军向志司发来电报：第117师第351团阵地上发现美军飞机投下的纸包和纸弹筒，里面装有跳蚤、蜘蛛、苍蝇等昆虫。经检验确认，这些昆虫携带有鼠疫杆菌。

随后，志司派出细菌专家魏曦与昆虫专家何琦，前往39军驻地进行实地调查。对标本重新进行检验后，发现报告有误。有误的原因是该军化验人员对细菌心存恐惧，在检验过程中畏首畏尾，操作失误，导致结果出现误差。

两位专家当场否定了第39军卫生部的检验结论，并提出建议：病菌的检验，应做到严格细致，报道时务必要格外谨慎，否则可能引发军队内部的恐慌，甚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局面。同时，他们指出，在冬季低温环境下，各类昆虫难以存活，敌方即使发动细菌战，也不大可能通过昆虫传播，反而更有可能使用鼠疫细菌战。

而志愿军的工事和掩蔽部，正好为老鼠提供了不错的寄生条件，很容易导致鼠疫的扩散，因此建议将检验工作的重点，放在鼠疫菌的检测上。

2月17日，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发布指示，要求全军保持高度警惕，防范敌人投放细菌昆虫等阴险手段。一旦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昆虫，或者其他的可疑物品，除收集并上报样本外，还须立即采取严密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和杀灭处理，同时提交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志司致电中央军委，请求调集国内的鼠疫、霍乱、回归热及脑膜炎疫苗，运送至朝鲜，分发给志愿军和朝鲜的军民。

2月22日，志愿军卫生部经过多次检验，确认了魏曦和何琦两位专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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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志愿军卫生部于2月22日和2月24日两次致电志愿军总部、总后勤部及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由于部分标本未能检出细菌，对于敌方是否已经开展细菌战，应保持谨慎态度。同时，已空运至朝鲜的疫苗和消毒药品，暂时应由志愿军卫生部控制，不要立即分发给部队。

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发表声明称，在平壤北部地区发现了一枚由美国投下的细菌炸弹。该炸弹内装满了能够在严寒条件下存活的苍蝇，这些苍蝇携带着美军植入的高传播性细菌和病毒。他指控美军在朝鲜战场上：

“动用了大量针对平民的细菌武器，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野蛮地违反了所有关于战争的国际法规。”

呼吁全球人民共同行动，制止美军的暴行，并追究细菌武器使用者和组织者的国际法律责任。

2月23日，志司致电中央，内容如下：

“敌企图以细菌杀伤我大量人员，以逼我屈服就范，甚为明显。如其阴谋失败，可能大量使用毒气，应提起我们严重注意，预为准备。朝鲜气候在三八度线以北，此刻夜晚还在零下五至十度，鼠疫、霍乱两种病菌还不易迅速繁殖蔓延，但至三月半气候转暖，上述两种病菌最易蔓延。”

2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达对朝鲜政府立场的支持，并指出：

“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2月25日，中央军委向志司发电：

“在组织有关人员全面核实了来自各种途径的报告和检验结果后，认为：许多事实都肯定地证明了敌人是在进行细菌战。完全同意他对敌人进行细菌战和可能使用毒气的判断。今仍不相信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观点是极为错误的和有害的，若不迅速纠正，将来必误大事。

目前在朝鲜的防疫工作，首先应是统一对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认识，克服各种右倾思想（大意麻痹、侥幸和不相信敌人会撒放细菌等）。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从1月28日首次发现疫情，到2月21日形成决策，中央、军委以及志愿军总部经过了20多天的观察、验证与分析，才得出敌方正在实施细菌战的初步判断，下了反细菌战的决心。

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依据了志愿军部队的疫情报告，还综合了来自各方渠道的各种情报和资料。

1952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反细菌战的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今丹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

第二天，根据中央指示，聂荣臻、粟裕等人，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士顾问阿萨杜良，举行紧急会议。向苏联通报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

苏联顾问认为，美军的目标，在于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战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必将导致细菌武器，被美军大量使用。

防疫战迫在眉睫！一旦暴发疫情，将直接影响志愿军作战，并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场揭露、控诉美军，细菌战罪行，和进行战场防疫的，反细菌战行动展开了。

但是，如果观察足够仔细就会发现，虽然确实在很多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异常昆虫，通过化验也证明了其确实带菌，但是，始终没有任何一份报告说明其携带的是哪些病毒、细菌，而是用了“XX病毒可能性为大”这种描述。

这时候，北朝鲜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就通过广播在国际上公开指责美军发起了“细菌战”，这一举动未免太过草率了。

这条广播发布后，迅速被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广播纷纷报道，指责美军发动细菌战并使用生化武器。

然而，美国在此事上展现了罕见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