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在经济建设方面：

首先，苏联通过出口贸易向中国提供了恢复经济急需的工业原料和设备。

1950-1952年，苏联向中国出口了94.3万吨钢材，大约占中国钢材生产的40%。同时向中国出口了150万吨石油产品，而同时期中国的生产能力为28.7万吨左右。1950年向中国提供工业设备价值1.65亿卢布，到1952年增长到6.94亿卢布。而且供应的成套设备不断增长。

其次，大家熟知的156项引进工程，在朝鲜战争期间基本完成了第一批50个项目。

在1950年2月的时候中苏会谈，苏联确定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其中包括：煤炭、电力、钢铁、化工、有色金属、机械和军工，这都是恢复经济急需的项目，在实际在落地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撤销，2个合并，最终实际建设的项目为47个，在东北的项目有36个。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50年到1953年，签订技术成套设备进口合同万卢布，3年累计实际完成合同额万卢布，完成合同额的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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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美援朝的捷报频传，苏联决定加大援助力度，对中国几乎有求必应。

之前提到的47个项目中，全部完成的有8个项目，包括：抚顺电站、阜新电站、西安电站、郑州电站、乌鲁木齐电站、丰满水电站、重庆电站、沈阳风动工具厂。

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铝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机械一场、富拉尔基电站、太原电站、大连化工厂等。到了1952年全国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

苏联手把手教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还是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

据估计，“156项工程”完成以后，中国的工业接近日本1937年的水平。

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图纸、技术援助、工程师援华......这种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人类历史上都找不出第二例。

在1952年8-9月期间，中国政府与苏联商谈即将在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八个月的仔细研究，除了少数中国自己可以办，或者“一五期间”没有办法实施的项目外，苏联答应了中国全部的要求，甚至还增加了一些中国没有想到的项目。

最终确定在1953年-1959年内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改建共91个项目。

在1953年5月15日，两国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了苏联援建项目为2个钢铁联合企业，8个有色金属企业，8个矿井、1个煤炭联合厂，3个洗煤厂，1个石油炼油厂，32个机械制造厂，16个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7个化学厂，10个火力发电站，2个医药工业企业，1个食品工业企业，共计91项。

同时还要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和设备供应等。

当时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已经在苏共十九大通过，所以为了帮助中国，苏联又只好做出调整。

再者，苏联还援建了一些临时提出的援助项目，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资料，进行了人才援助。

1951年1月，中国向苏联提出紧急援建中国航空工业计划，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造年修理能力为3000台发动机和600架飞机的修造厂。而且同意了中国的意见，就是派专家到中国，在中国进行设计。

当时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科学书籍。

1950-1953年，期间，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赠送给中国的图书共计册，是中国赠送给苏联的五倍。

另外还向中国提供了涉及到具体项目的技术资料，1950-1953年期间向中国提供的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共有2928套，中国只需支付印刷等成本费用。

苏联在1950-1953年期间，先后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截止到1953年底已经回国741人，留在各厂矿企业的尚有342人。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也就是1950年至1951年夏天，仅专家就派来了42个小组，其中30个在东北，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和规划，这也是当时中国感到最困难的方面。

1952年下半年开始为了配合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先后派出了5个综合专家组，主要认为就是帮助中国在全国电气化规划，钢铁工业发展愿景规划，全国机械制造工业建设和调整规划方面。同时还有6项地质勘察工作。

在苏联专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比如，以前中国被认为是个缺油的国家，但是经过苏联专家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中国地下的时候是非常丰富的，同时还传授油田勘探方法。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到1952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已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的19.66%，为中国的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外，苏联专家在阜新发电厂安装发电机工程中推广了16种先进的施工方法，结果安装一部锅炉就节省人工个。

再有煤矿方面，当时由于技术限制无法开采深部煤层，预计到1957年就要废弃矿井120个，后来经过苏联专家的研究，恢复和扩建了大部分矿井，到1952年全国煤矿生产能力比上一年提高了60%，并且大部分矿井都延长了20-40年的服务年限。

此外苏联专家还通过讲课等方式向中国传授经验和技术，在实际工作中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技术人员。例如，1952年东北计划统计干部3万多人，其领导骨干大部分都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

1951年8月，中国向苏联要求帮助培养技术人才，准备派遣375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进行学习。并且在1951年12月6日和1952年9月1日签订了中国派人赴苏联实习和学习的相关协定。并且还派遣一些军事干部赴苏联进行学习。

到1954年初，在苏联高等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有1252人，按照计划，下半年将达到1500人，而且当时苏联援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已经开学，在1950年的时候，人大在校生正规班有1565人，短期班1083人，预备班2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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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苏联的援助，才让中国真正建立起现代工业和军队的基础。

当然，苏联之所以援助中国，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清楚，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实也是在为他们流血牺牲。换句话说，苏联提供的这些援助，正是那些志愿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客观来说，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成功（60年代前），离不开苏联的帮助和援助，为我们现在辉煌的时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才有了腾飞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大的代价就是西方的对华禁运。

西方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源头，就起于朝鲜战争。

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在巴黎秘密成立。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

其成员国有17个，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德）、意大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

巴统成立的目的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被巴统列为禁运对象的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一些西方认定的民族主义国家，总数共约30个。

巴统成立初期，中国并不在禁运国家行列。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美国发现中美关系已经无和解的可能，开始将中国列入巴统禁运名单。

1952年，巴统针对中国成立了一个单独的“中国委员会”，与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禁运的“调整委员会”并列设立，是对中国单独实行禁运的执行机构。并单独制定了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 500 余种。

由此可见，朝鲜战争确实打疼了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是痛彻心扉的痛恨。

进入80年代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巴统对中国先后放宽总计约48种军民两用技术产品出口审批程序。其后，巴统又决定对中国实行自由出口，出口审批权下放给各成员国，不再逐项报批，对华出口管制极为优惠。

1990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巴统大幅度放宽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禁运项目由成立初期的400个减少到120个，1991年中又减少三分之二，受其禁运的国家也越来越少。

但是中国单单不在解禁名单之列，因为在1989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欧共体首脑会议作出决定，禁止对华军售，而绝大多数巴统国家都是欧共体成员国，所以即使巴统放开了政策，因为欧共体的决议中国也无法解禁。

1994年4月1日，巴统正式宣告解散，但是西方对华武器禁运持续至今。

很多人或许会认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在80年代，我们也曾跟西方蜜月过，那会儿西方对我们真的很厚道吗？

各种武器都是市场价，谁出面儿讲价都没有；一线武器绝对不转让生产线；培训花钱、后勤花钱、保养花钱、弹药也花钱。

相比而言，英法还算厚道，至于美国，你要知道，咱买的黑鹰直升机都是民用型号……

即使在蜜月期，我们跟西方之间也没有援助，只有利益。

而回头看看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毕竟，世界进入工业时代后，一个工业大国手把手教一个农业大国兼邻国完成工业化的情景，仅此一例，而且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我国拿到的实实在在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