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时保持着皇权加武勋集团压制文官集团的格局，皇帝直接控制武勋，武勋们掌控着五军都督府，皇帝是直接掌握暴力机构的。

这个世界的最底层是暴力，在恶人手里可以破坏事物，在善人手里可以维护事物，但明英宗朱祁镇脑子一热，搞出个土木堡之变将武勋集团全折在土木堡了，五军都督府从此名存实，兵部掌控了军队，皇帝从独掌最高暴力机关变成和文官们共享军权，从此以后，天下大事多少也得跟文官集团们商量着来了。

文官集团们还都是利益共同体，从永乐到崇祯，内阁大臣164人里，浙江、江苏、江西人占了50%。

皇帝对付一个官员容易，但对付整个文官集团就麻烦了，总不能把公司上下从CEO到清洁工全炒了吧，你炒掉一个上来的还是他们的人，因为选拔人才的梯队也被他们包圆了。

像被万历皇帝贬职的姜应麟离开中央二十年，朝廷一直有人替他说话，希望姜应麟可以回京，万历骂走一个上来一篇折子，再骂走再来一篇折子，文官们是利益共同体，根本毫无畏惧，反正自己不管出什么事都有人帮忙料理后事。

现在大家应该理解万历为啥30年不上朝了吧？

光是立太子这事跟群臣激斗都逼退了内阁四任首辅，一百多朝廷大员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但最后万历还是惨败，换谁心里头都不舒坦，这种事还连绵不绝，不死不休，皇权总是斗不过文官集团，这个破朝真是不上也罢。

基于皇权越来越弱，文官集团越来越强大，大明便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税越收越少，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到明朝中后期，工商业逐渐发达，这时候国家重心应该从收农业税转到收工商税才对，只要工商税收的上来，那就有银子练兵，改革落后的军户制度，兵一练好，西南和东北的外敌都不是问题，国家出现灾荒之时有足够的银子赈灾，也不会有事业单位出身的李自成跑去造反。

内忧外患，一切都是财政问题，一切都是因为收不上工商税，工商税收不上来是因为有人故意阻挠的。

这些人正是哭喊着“祖制”和“藏富于民”的文官集团，资本和文官集团紧密绑定的时候，就是大明财政枯萎的时候，也是天下大乱重新洗牌的时候。

今天我们说起明朝的死亡必归于党争，说起党争就是阉党大战东林党。

其实为了争夺财政，是皇权大战文官集团，阉党是皇权的延伸，东林党是文官集团的延伸。

而且阉党和锦衣卫也有失控的时候，文官集团也不仅仅只有东林党，是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跟东林党混战。

东林党在廷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三案中胜出，于天启年成为第一大党。

我们通常认为东林党跟江浙士绅资本集团绑定是促使工商税说不上来的主因，这种观点并不完整。

明朝后期是有数个不纳税的超级资本集团，第一个重要的确实是江南工商贸易士绅资本集团，另一个则是晋商走私贸易集团，再一个是明廷内部的官僚资本集团。

明朝九边重镇中以山西省的大同、宣抚两镇驻军最多、军饷最厚，但这里天气太冷不适合屯田。

为了解决边境军事吃饭问题，1370年大明发布开中制，将盐的专卖权“盐引”交给山西商人，由他们运粮运货到边疆，再轻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到指定地区销售。

但到明朝中期时开中制出现严重腐败，晋商同朝中权贵绑定共同以盐以牟利。

1492年叶淇改革将开中制改为开中折色制，晋商受到打击，但转而跟北方蒙古和后金做走私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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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是路上走私规模不太大，明朝权贵控制在东江登来一带的海上走私跟后金交换人参貂皮规模远超晋商。

当然所有集团都不能跟江南士绅资本集团比，毕竟西班牙人挖来的白银最后都流向了他们，这些人又凭借科举优势垄断了半个朝堂。

当国家收不上税，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就会转而向农民施压，农民受不了赋税，要么造反、要么逃离土地去做流民，无业游民到处乱窜就成为土匪、海盗，地痞流氓全冒出来。

于是在明朝中晚期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戾气，动不动就打人杀人，最终走向了全民暴力。

明末刘宗周说：“格斗出于妇女，官评操于市井，讹言横于道路。”

意思是妇女都打架斗殴了，人们不相信官府权威，只相信市井流言，连街头说的谣言都信就是不信政府。

人人都处于高度紧张又互不信任的状态，所以翻开明末的历史，到处都是暴虐的折磨和残暴的杀人。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只是国家财政的崩溃，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新问题，一个国家能不能挺住基本盘。

一是暴力机构能不能全权掌握？

二是财政系统能不能长久维持？

政府必须根据实际学会变通，像朱元璋定的祖制到明朝中后期是完全行不通的，该否定就否定，工商税收不上来国家分分钟会崩溃，明朝出现工商业新阶层后，中央政府因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而崩盘。

可叹！

可悲！

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