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及元朝时，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

大宋是没有海禁政策的，不禁海外贸易。

海洋商业的规模促使宋代摒弃前朝的财政措施，勇于对国际贸易课税。新的赋税制度相当复杂，但颇具巧思。创造制度的官员，一如所有税制设计者，企图获得最高的税收。每一港口都设有最高贸易官员，称市舶司，负责监管所有来港的外国商人，并核发许可证给欲离开辖区、航往外国的中国商人。市舶司也负责收取新税，并将税金转给开封府的朝廷。

广州是熙来攘往的贸易港，因此宋代率先在九七一年于广州设市舶司。不同于唐代仅在广州设市舶使，接下来二十年内，宋朝政府又在杭州、宁波等南方港口设市舶司，足以证明国际贸易的税收对这个新朝代有多重要。

北宋时期，泉州经济己经十分繁荣。皇佑年间（1049年－1054年）「泉州城内画坊八十，（全境）生齿无虑五十万」，是全国丝织中心之一，与杭州并称一时之盛！所产绫罗绸缎和绢伞绢扇与青白瓷器、生铁、铜鼎、铁针、铜瓦以及糖、酒、茶叶、桂元干、桂林干、纸张等，都是出口外销商品。造船技术更加精良，已能造出远洋大海舶。

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宋朝政府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推动刺桐港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到北宋后期，泉州的对外通商贸易已涉足31个国家和地区。

有海贸，国家所收商税当然极丰厚。

宋代的税务官设置了三种新税。首先，在船进入港口后，官员会上船估算货物总值。他们会征收一部分充公，通常是货物总值的十％到二十％。直接征收制让官员得以取得中央政府——其实就是皇帝和皇亲国戚——需要的物品。

再来贸易官员会针对「细货」，即珍珠、大象牙、龙涎香等高价舶来品收第二种税：以低于市价的人为费率收购。这种规定就是授予政府独占所有精致物品的权利，而宋代贸易官员也为这类商品在全国各地设立市场。这类商品大多落入批发商之手，不过个人也可以小规模采购。

第三种税是针对其他「粗货」，或大宗货物收取，通常是较大批的香木。外国商人一付完粗制品的税，便可直接把东西卖给中国买主，有时就在码头边开卖。

所以后世有人说，若非宋朝有长期对外国海上贸易，绝对支持不了大宋朝自自从与辽国订立宋辽澶渊之盟后的以岁币换和平国策。

大宋朝若像后世大明这样搞法，因为禁海反而引致海贸的庞大利益被少数郑芝龙之类海盗军阀掌控，令大明后期财政严重不足，最后连支持军队正常发工资都做不到，大宋也可能早就经济完蛋了。

南宋时期，皇室偏安，泉州距杭州较近，所造海舶船身巨大，设备齐全，乘航平稳，加上舟师水手善于识天象，辨水道，并用指南针导航，所以海舶一直称雄于海上，成为南宋政府海上交通要地和重要的经济补给来源。据《诸蕃志》记载，泉州其时已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使刺桐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有很多外籍商贾巨富与皇族绅贵择居泉州，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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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国商人派往南方和西方的船愈来愈多：去东南亚、去印度、去中东、去东非，那些没有敌对势力阻碍贸易的地方。中国人出口高级纺织品和高温烧制陶瓷的获利丰厚。金属出口也很重要，不论是未加工的圆柱或铸锭，或诸如铁釜、炒锅、玻璃等加工品。稳定的出口收益，也为日益繁荣的芳香物交易提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