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不以为意，这不是应该的吗？父皇在治理天下上，难道做得还不够好？不能配上一个太宗之名？

不过，神迹讲出了这些事情，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父子感情，自己还是很乐意的。

而“文”这个谥号，确实与父皇很相配：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

修德来远，坚强不暴，徽柔懿恭……

汉朝初年。

刘邦心情很愉快，他为自己这个好儿子高兴，也为大汉江山有这样一个执掌者而高兴，于是开怀畅饮，神采飞扬。

萧何和张良同样为之开怀，也将杯盏中的酒液一饮而尽。不过，琢磨着“文”这个谥号，萧何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关于文皇帝，现下讲述了四位太宗皇帝，有三位都是文皇帝了。”

明太宗是一位，唐太宗是一位，他们大汉的太宗也是一位。

这怎么，突然就把宋朝的那位太宗皇帝凸显出来了，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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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在位期间，与民休息，宽省刑狱，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经济恢复。

在政治上，采纳贾谊、晁错等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又通过种种政治怀柔妥协平衡等手段，打击了汉初一度操控政治风向的军功集团，将更多权力收归皇帝手中。】

【但，刘恒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汉朝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性格作风，同样遗留了不少问题。】

【就如贾谊曾经指出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一般，刘恒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正是与他颁布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不等神迹讲述，刘恒自己就开始推断估量日后大汉存在的问题。

匈奴不用说，必然是问题之一，还是大问题。但除去匈奴外，剩下的问题多半都是内忧，是大汉内部的问题。

既然如此，诸侯王、特别是同姓宗王的势力扩大问题理当有一个位置；此外，还有什么？莫非是吏治问题？

刘恒暂时并没有想到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毕竟，这时候对于经济的认识并不是非常完善。不论是刘恒刘启，还是大臣们，在他们眼中，刘恒减免赋税徭役，鼓励耕种，就已经是大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了——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倒是贾谊这个人……

刘恒摇头，不若想办法让这个人宽一宽心，找医官给他看看，让他注意身体。毕竟，即使自己在位期间的朝堂形势不允许自己大举任用他，也可以把他留给太子嘛。

【匈奴的问题不用过多描述，这样一个汉朝的心腹大患，一直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能迎来一定程度上的结局。而刘恒虽然总体还是秉持和平政策，但马政、粮草等问题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能够让汉朝的兵马与匈奴正面作战、兵锋直达匈奴王廷。】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同样是老生常谈，那就是诸侯王。不过，与汉朝刚刚建立时的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不同，经过几代皇帝，以及刘恒的政策后，局面已经变成了“天下怀安，不复忧异姓”。】

【是的，不复忧异姓。异姓诸侯王早已不再是中央、皇帝忧虑的问题，而取代异姓诸侯王、变成威胁第一的，则是庞大的同姓诸侯王团体。

在最初，他们确实帮助了刘恒进行制衡，但伴随着刘恒的宽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同姓诸侯王们的力量越发庞大，且由于诸王成年、朝廷所派的太傅又多有年事已高、告老还乡的情形，同姓诸侯王们越发难以控制。】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赞同，那些同姓诸侯王们的胃口一日大过一日，野心都要直接蹦到明面上了，这不是严重威胁，什么才是？

就以他父皇在位期间的七国之乱来说，总有人借此指责刘启刻薄管恩、不顾亲情、挑起战争，但七国之乱真的只是因为刘启的削藩政策吗？

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