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负责装配自行车的只有老曾和华林两人。华林主要负责的是卖给外单位的自行车装配业务，而老曾则专门负责南站八号仓供应给省城的自行车装配工作，两人在业务上倒也没有冲突。

可要是再加进牛大和牛二两兄弟，老曾就开始担心他们会分走自己的业务份额。毕竟，他才靠着装配自行车过上几天好日子，如果装车的业务被抢走，那他很可能又会回到以前那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生活。

为了保住自己的业务，老曾在回家的路上就已经盘算好了，今晚无论如何都得给刘正茂点甜头，让他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说法。

“曾叔，这么晚了，您还有什么事吗？”刘正茂一脸疑惑地问道。

老曾谨慎地往四周张望了一下，确认没有其他人后，才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有点事儿，进屋说吧。”

刘正茂将老曾迎进屋内，老曾特意转身关上大门，这才把手里的布袋放在堂屋里的桌子上。

刘正茂听到布袋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不禁好奇地问：“曾叔，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上次，你给我五百块钱，让我帮你在船员中收袁大头。我按照每块袁大头四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比银行的收购价整整高一倍呢。同事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果然有不少人趁我上夜班的时候联系我。嘿，你还别说，真没想到他们手里有那么多货，前前后后一共收到了一百零几个。”老曾一边说着，一边从布袋里掏出袁大头，十个一摞，整齐地摆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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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人民币相当值钱，普通人要是拿银元去银行兑换，不但得详细交代银元的来历，而且银行只按每个银元兑换两块钱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所以，刘正茂开出四元人民币兑换一个银元的价格，在当时可谓是天价了。

挖沙船上的船员，他们的银元大多是从江沙里捞上来的。这些船员本身都是穷苦出身，家里哪会有什么银元这种稀罕玩意儿。偶尔去兑换一两个，还能说是解放前留下来的，可要是太多了，就实在不好解释了。

老曾给出四块钱一个银元的高价，而且还不用填什么证明书之类的繁琐东西，船员们手头紧的时候，自然都愿意把袁大头卖给他。

“曾叔，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您也留几块放在手里把玩把玩？”刘正茂如今赚了钱，却没地方花，又不敢在银行存大额款项，能买进一些保值的东西存着，对他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要这些东西也没啥用，还剩下几十块钱，我得还给你。”老曾说着，便开始点数。买入107个袁大头，总共花了428元，刘正茂之前给他500块，所以还余下72元。

“别给我了，您就留着买几瓶酒喝吧。”刘正茂大方地说道。

“那可不行，一码归一码。正茂啊，有同事手里还有些其他东西，你收不收啊？”老曾今晚来，主要目的还是谈装自行车工作的事儿，他自然是不会收刘正茂的酬金的。

“是什么东西呀？”刘正茂一听，顿时来了兴趣，连忙问道。

“有个青花碗，他说碗底写着万历的繁体字。还有人手里有东洋刀、工兵铲之类的东西。”老曾一五一十地回答道。

“这些东西，他们要什么价呢？”刘正茂继续追问道。

“那个碗开价25元，东洋刀要价8元，工兵铲要价4元。”老曾如实答道。

在当时，大家的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好，手里有点东西就想着赶紧变现，绝大部分人更是没有收藏的意识。

“行，曾叔，我再给您一些备用金。以后凡是从江里捞出来的东西，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您都帮我收下来。”刘正茂自恃有着“上帝视角”，又不缺钱财，觉得有便宜不捡，简直就是有违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