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华孝义兴冲冲地跑到牛会计家想去吃早饭,却发现牛会计一家早就出门上工去了,根本没给他留饭。这让他顿时火冒三丈,觉得牛会计一家太不给他面子了。
“妈的,敢耍老子!”华孝义恶向胆边生,绕到牛会计家屋后,看到鸡窝里有鸡,顺手就抓了一只最肥的母鸡,麻利地拧断鸡脖子,提着这只还在扑腾的死鸡,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生产队,准备带回大姐家作为“礼物”,也算是对昨天没吃饱饭的一种“补偿”。
就在华孝义离开老家的第二天,刘正茂在母亲华潇春的陪同下,回到了樟木大队。此时已经是四月二十几号,刘正茂头上的伤虽然还缠着纱布,但已经基本痊愈,不影响日常活动了。
由于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刘正茂新房的装修工作暂时停了下来。二楼已经粉刷完毕,定做的床和衣柜也已经搬了进去,但一楼和房前屋后的地面平整、硬化等收尾工程还没有完成,要等春耕结束后再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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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樟木大队的第一天晚上,刘正茂还是暂时住在知青点的集体宿舍里。他打算等新房二楼彻底打扫干净、通通风之后,再搬进去住。他现在有一个极其重要且必须保密的任务——将脑海中不断涌现的、属于“前世”的记忆碎片记录下来。
他深知,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些信息的来源,会引来天大的麻烦。他记录在笔记本上的内容,都是未来几十年国内外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片段。这些信息零零散散,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他的大脑就像一台不受控制的放映机,随时会蹦出一些关键信息。他必须趁这些记忆还清晰的时候,赶紧把最重要的部分记录下来。
他这么做,也是一种“备份”。他担心万一自己的脑袋再出什么问题,这些好不容易被“激活”的前世记忆可能会再次消失。有了文字记录,即使原生的记忆模糊了,至少还有一份复制的资料可供参考,这对他未来的规划和行动至关重要。这份笔记本,将成为他最大的秘密和依仗。
时间进入四月下旬,樟木大队的水稻插秧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新任大队长刘昌明将工作重点转向了督促各生产队抓紧时间,利用田边地角、山坡旱地等一切可利用的土地,抢种玉米、高粱、豆类等五谷杂粮,以及土豆、芝麻等经济作物,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集体和社员的收入。
与此同时,樟木大队凭借其蔬菜种植的优良品质和稳定供应,在周边各大厂矿、机关、学校的食堂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主动上门求购蔬菜的单位越来越多,蔬菜批发业务量持续攀升,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喜人局面。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大队一方面鼓励各生产队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另一方面也积极动员社员们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多种植蔬菜,并提倡充分利用房前屋后、沟边路旁的零星荒地见缝插针地种菜,力求增加总产量。
刘正茂在上午回到大队后,新任支书郭明雄便在下午紧急组织召开了全体大队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向所有干部通报刘正茂此前被抓以及受伤事件的详细经过和调查结果,澄清事实,统一思想;二是代表大队党支部,对刘正茂同志为了樟木大队的新农村建设事业而受伤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在完成这两项主要议程后,郭明雄趁热打铁,再次明确和强调了大队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确保各项工作责任到人。最后,他转向刘正茂,诚恳地询问道:“刘知青,你刚回来,对大队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
刘正茂虽然头上还缠着纱布,但思路非常清晰。他稍作思考,便有条不紊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郭支书,刘大队长,各位同志。我的身体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调养,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暂时难以全力投入。但对于大队近期的重点工作,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供支部和管委会参考:”
“第一,重中之重是抓好第一期五十栋新民居的扫尾工程。要确保工程质量,尽快达到交付条件。关于这批新房的分配方案,我建议采取公开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无论是住前排还是后排,东头还是西头,全凭各户的手气,这样最公平,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
“第二,第二期五十栋民居的建设要立即着手准备,尽快开工。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在今年内完成第三期共五十栋的建设,实现全年交付使用一百五十栋新民居的宏伟目标,让更多的社员早日住上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