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知青用袖子擦了擦眼角，夹起那块肉塞进嘴里，狠狠地嚼着，仿佛要把这些年受的苦都咽下去。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领导，我家……有四个孩子。那是1967年10月，街道发通知下来，说我们家得有两个孩子‘上山下乡’。家里达到年龄的，只有我姐和我，两个妹妹还在上学。”

“当时给了三个地方选：省内的湖区，还有西北，再就是这彩云省。我姐是女的，家里人觉得不能让她走太远，就定了去湖区。剩下西北和彩云让我选……我寻思着，彩云这边冬天不冷，就……就定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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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那天，街道上敲锣打鼓，把我们送到知青集中的地方。就是在那儿，我认识了熊启勇和刘捷。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俩……没有家人来送行，就自己背着个铺盖卷，站在人群里。”

“我们那批来彩云省的，有四十多号人。火车到春城后，就开始分配。往这边走的路上，人一拨一拨地被带走，越走人越少。最后来到这岛弄农场的，只剩下五个人。三男两女，男的就是我、熊启勇、刘捷，女的叫陆文君和陈小颜。”

谷知青开始叙述时，刘正茂和杨从先都放下了筷子，静静地听着，给他留出回忆和诉说的空间。桌上的菜冒着热气，酒香氤氲，却盖不住那段沉重岁月透出的凉意。

“我们到这儿……还不到一个星期，”谷知青的声音低沉下去，眼神飘向窗外，仿佛回到了那个燥热而迷茫的夏天，“就有人来给我们‘宣传’，讲了好多好多大道理，什么‘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革命青年的历史使命’……反正，挺能唬人的。后来就开始动员，说对岸……需要我们这样的革命青年过去，支援那边的‘同志’，打击‘反动统治者’。”

他喝了口酒，润了润发干的喉咙：“那会儿，正好赶上切·格瓦拉访华，国内刮起一阵‘国际主义’的风。不少知青……脑子一热，就被鼓动得想过去。我们五个人里，刘捷最先动了心。他说服了熊启勇，然后他俩又一起来做我们三个的思想工作。”

谷知青的眉头紧紧皱起，带着后怕和无奈：“可我家就我一个男孩，我爹妈还在老家盼着，我不想过去。我也偷偷劝过陆文君和陈小颜，让她们别犯傻，那边人生地不熟，太危险了……可是没用，她们……好像也被说动了。”

“刘捷和熊启勇看劝不动我们三个，很生气，觉得我们是‘胆小鬼’、‘革命不彻底’。后来……在一个晚上，他们没跟任何人告别，就偷偷和一群从沪市来的知青一起……蹚水过了河，走了。”

听到这里，刘正茂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他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要找的人已经出境，这个任务的难度瞬间提升了几个等级。他身体不自觉地前倾，语气急切地追问：“后来呢？他们回来过吗？”

“回来过。”谷知青肯定地点点头，抿了一口酒，“刚开始那阵子，他们俩好像被分在运输队，还利用过境运送物资的机会回来过几次。”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大概是什么时候？还能想起来吗？”刘正茂努力引导着谷知青的回忆，希望能抓住任何一丝线索。

谷知青右手端着酒杯轻轻晃荡，双眼微闭，大脑快速运转，努力回溯着那段模糊的岁月。“我想想……最后一次见到熊启勇，大概是1968年5、6月份的样子。”他缓缓说道，“那天晚上差不多九点多了，熊启勇急匆匆跑到我们知青点找我帮忙。他说镇上邮局已经下班，托我第二天帮他和刘捷往家里寄信。”

谷知青顿了顿，似乎在描绘当时的画面：“我当时看他比我还瘦还黑，那身黄色军装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跟个衣架子似的。我还问他，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可他只说请了半小时假，得马上赶回去归队。后来我才琢磨明白，其实他们的补给点就设在我们这边，他是借着回来搬运物资的机会，偷偷给家里寄信。”

“那之后，你还得到过他们的任何消息吗？”刘正茂不想放过任何可能的信息。

谷知青叹了口气：“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面了。不过断断续续听到些风声。好像到了1970年左右，那边的政局有变，我们这边对缅共的态度也冷淡下来，过去支援的知青开始大规模撤回。当时回来了很多人，但也有不少像熊启勇和刘捷这样‘打出真火’的，不愿意回来。对于这些人，国家后来的政策是不再承认他们的国籍。”

“我是江南省人，自然格外关心熊启勇和刘捷的情况。”谷知青继续说道，“我特意找那些从对面回来的沪市知青打听过。有认识他们的人说，熊启勇和刘捷早就不满足于做后勤工作了，主动要求调到了战斗部队，而且打仗特别不要命，点子也多。他们后来被编入一个由川籍林姓知青带领的队伍里。因为作战勇敢，熊启勇没过几个月就被提拔为副排长。”

“也正是因为他太猛了，每次冲锋都跑在最前面，在一次突围战中，他被缅方军队打伤。刘捷为了救他，也挂了彩。不过听说他们俩命大，最后还是冲了出来。”

“他们现在在哪儿？”一听到这两人当时还活着，刘正茂立刻看到了希望，赶紧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