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话锋一转，巧妙地引导着话题：“凡事都要有个过程，要讲规矩。这次江南省来，可能只招几个人，但下次呢？说不定名额就多了。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待。大家都起来吧，我们到办公室去，好好谈一谈。把话说在明处，你们二十多人，就算有招工指标，也不可能一次全部走光，肯定会有先有后。那么，谁先走，谁后走，按什么标准来排序？是看工作表现，看年限，还是大家民主评议？我们需要拟定一个让大家都能心服口服的章程出来。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现在就回办公室，大家一起商议，把这个标准给定下来！”

分场书记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既给予了希望，又将眼前无法实现的“全部返乡”诉求，转化成了一个看似可操作的“排序”问题。许多跪着的知青原本就因为膝盖被碎石硌得生疼而有些动摇，听到“排序”、“标准”、“商量”这些词，仿佛看到了一个虽不完美但切实可行的路径，开始有人陆陆续续地自己站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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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从先自知不擅言辞，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干脆紧闭嘴巴，一言不发，全凭农场领导处理。

有人带头站起来，从众效应便开始显现，跟着站起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下李常虹和另外三个态度最坚决的知青还跪在原地。

“李常虹！”黄友民见状，趁热打铁地吼道，“你是不是不想回江南了？跪上瘾了是不是？给老子起来！跟我回办公室去！把你们这帮人谁先谁后的顺序给我排出来！”

分场书记也立刻走上前，亲自伸手，一边一个地将剩下的几个知青搀扶起来，继续“忽悠”道：“招工的顺序由你们大家自己商量着定，省得你李常虹以后又说我一言堂，处事不公。好了，现在把路让开，杨同志他们还要赶很远的路，晚上开车不安全，让他们早点出发。”

然后，他转向杨从先，飞快地眨了几下眼睛，意味深长地说：“杨同志，你回去后，一定要把这里知青同志们的情况，如实向你们上级领导汇报！争取多要几个招工名额，让这些离乡背井多年的姑娘、后生，都能有机会回家乡工作！说实话，他们能在这里坚持六年，真的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啊！”

杨从先立刻领悟了书记的意图，这是给他一个台阶，也是安抚知青们的说辞。他马上接口，语气郑重地承诺道：“书记放心！我回去后，一定第一时间向上级详细汇报！尽全力为在这里坚持戍边的知青同志们争取返乡的名额！”

分场书记见杨从先配合默契，立刻对知青们说：“你们看，家乡的领导已经当面答应了！回去就为你们争取！你们也应该通情达理，不要再为难杨同志了，好不好？”

一边说着，分场书记和黄友民一边示意周围的干部们，一起动手，将仍然堵在路上的知青们 gently but firmly 地劝说到路边。

随后，分场书记对杨从先使了个眼色，低声道：“杨同志，天色不早了，你们快走吧！” 他心里想的却是，这位“麻烦源头”必须尽快送走，否则夜长梦多，不知还会生出什么变故。

杨从先会意，连感谢的话都来不及多说，立刻转身上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发动机轰鸣响起，吉普车缓缓启动，小心翼翼地穿过逐渐让开道路的人群，一旦驶出包围圈，便立刻加大油门，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飞快地驶离了这片是非之地。

三个人坐在飞驰的吉姆轿车里，一路无话。车厢内气氛沉闷，只有引擎的轰鸣和车轮碾过不平路面的颠簸声。因为下午在二分场路口被知青们拦路耽搁了太久，杨从先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深蓝色的天幕上挂起稀疏的星辰，车灯划破西南边陲浓稠的夜色，照亮前方蜿蜒起伏、视线不佳的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