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圭仁的手猛地攥紧了衣角。来

这前，省里的同志来家里问过好几回，还写了份“标准答案”，让他背得滚瓜烂熟——里面把他写成了“心向革命、视死如归”的英雄，可他知道，自己没那么勇敢。

他沉默了片刻，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缓缓开口，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那时候我就是个做豆腐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豆子，做两担水豆腐、一筐香干。一担送城里熟人的店，另一担得撑小木筏子送过江，到三叉矶码头的菜店——那筏子小得很，晃悠得厉害，刮风下雨时，吓得腿肚子转筋。”

“那年北伐到了江南省，城里到处是红旗，南门外天天有人演讲。我因每天起太早，上午送完豆腐困得要命，本不想听，可那天听见演讲的人说的是潭城话——跟我老家一个调调，就站在旁边听了听。”他的嘴角泛起一丝笑意，像是想起了当年的光景，“那女同志讲得真好，说要让穷人过好日子，不用再受地主的气。就这样我听了几天，觉得这话在理，就想帮点忙。可我没钱啊，只能多做了些香干，偷偷送去给他们——香干耐放，能当菜。”

“接待我的就是那个说潭城话的女同志，大家都叫她李同志，真名不知道。”他叹了口气，“谁想到好景不长，事变一闹，城里到处抓人，风声紧得能掐出水来。我给他们送过香干，心里直打鼓，夜里总梦见被人捆走。”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低了些，带着几分当年的惶惑：“就在这时候，李同志找上门，说要借我的筏子过江，有几个同志得赶紧走。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那可是掉脑袋的事啊！我犹豫了快一袋烟的功夫，看着她眼里的急劲儿，心想她们也是为了大家才冒险，就咬着牙应了。”

“那天后半夜，我们几个人撑着筏子，记得当时水流湍急，筏子在江里绕了好几个弯才到对岸。送完回来，我在家躲了三天，门都不敢出，听见狗叫就心惊肉跳。”他抬起头，眼里没有半分“英雄”的豪迈，只有普通人的胆怯与最终的抉择，“哪像资料里写的那样‘？就是……就是觉得该帮一把。”

大佬听完刘圭仁对当年往事的回忆，目光转向身旁的随从。那随从会意，手里握着钢笔，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着，随后微微点头，表示已将关键信息悉数记下。

见随从确认记录完毕，大佬才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对刘圭仁说：“老刘同志，在当时那种恐怖笼罩的环境下，你能挺身而出，做出这样的义举，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顿了顿，又问，“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是在什么时候才知道那位女同志的真实身份的？”

刘圭仁脸上泛起一丝尴尬，他搓了搓手，看着大佬解释道：“领导同志，不瞒您说，当年送她们过江后，我扎扎实实提心吊胆了一个来月。那段日子，夜里总睡不安稳，听见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直哆嗦，直到见没人来找我的麻烦，才彻底放下心来。日子一天天过，这件事也就慢慢淡忘了，只当是人生里一段不起眼的插曲。”

屋里静了半晌，大佬忽然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眶有些发红：“圭仁同志，这就够了。在那个年代，能有这份心，能迈出那一步，就是了不起的勇气。”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三人身上，像一层薄薄的银霜。

“说来也巧，”他话锋一转，语气里添了几分感慨，“去年春节后，我儿子正茂下放到高岭县粮山公社樟木大队当知青。三月份赶上春汛，江水涨得厉害，正茂在江里救起一个溺水的人，救上岸才知道，被救的是疏散同志。”

“当时正茂本来就得了重感冒，发着高烧，可他见人落水，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江水凉得刺骨，他拼尽全力把人推上了船，自己却因为脱力，被湍急的江水冲走了。”说到这儿，刘圭仁的声音有些哽咽，华潇春在一旁悄悄抹起了眼泪，“过了一天半，才在下游的回水湾找到他，人已经昏迷不醒，气息微弱得像根快灭的蜡烛。或许是他做了好事积了德，阎王爷没收他，总算从鬼门关抢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和那位右派同志慢慢处熟了，聊天时一说家里的情况，对方竟猜出他是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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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茂同志，”大佬转向刘正茂，目光里带着探究，“你救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他叫王XX，”刘正茂回答得干脆，心里却清楚，大佬大概率认识老王，只是未必知道他被安置在樟木大队，“他奋斗了几十年，现在用的是化名，被安排到我们大队参加劳动改造。”

“王领导？”大佬听到这个名字，猛地坐直了身子，眼里闪过一丝震惊与追忆，“他竟然在我们省？”原来，当年打过长江后，大佬是南下工作团的普通成员，而他怎么也没想到，昔日意气风发的老领导，如今在此地，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接下来大佬又详细询问了老王的近况：身体怎么样？在大队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故意刁难？刘正茂一一如实作答，说起老王在大队里工作的那些事，语气里满是敬重。大佬听得认真，时不时点头，心里暗暗做了决定，要想办法为这位老领导做些什么。

起初，这次召见本是因老人家得知有人曾救过自己的亲人，而他年事已高，愈来愈靠近人生的终点，对过往的回忆愈发浓重，便想亲眼见见这位救人者，听他讲讲当年的故事，了却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