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份证两个月前丢过一次，目前已经补办，所以我们排除了他是举报人的可能。初步判断，匿名举报人是使用捡到的身份证，给我所发信件进行举报的。”

邹德锋、王国军等人一边认真听着，一边不住点头。

周强继续道：“虽然举报信这条线索断了，但结合对彩虹爷爷同事的问询和调查结果来看，彩虹爷爷确实存在一定的嫌疑。”

“如果要继续调查，就不能再有所顾虑，就不能再谈什么保密和隐私，就需要毫不隐晦地对彩虹爷爷进行传唤调查，就需要直切主题地走访其同事和亲朋。”

“如果他真有过触犯法律的行为，那社会没有为他遮羞的义务。如果没有，我们的调查必将还他清白。”

“所以，我本来想今天上午向局里请示，可否对案件进行公开调查。可没想到，今天凌晨彩虹爷爷就出事了！”

“这件事，我很痛心、很自责。不是因为他所谓的自杀，上访群众口中所谓的被我逼死，所谓的以死自证清白。而是因为我没能坚持公众人物与平民百姓一样，不能搞特殊，不能有特权的办案理念。”

“试想，如果从一开始我们就把案子明目张胆地办，光明正大地查，而不是旁敲侧击、偷偷摸摸、畏首畏尾，是不是在今天凌晨之前，就已经能够还彩虹爷爷清白？亦或是就已经掌握了其犯罪证据将其控制，绳之以法？”

“但无论是哪个结果，彩虹爷爷是不是就不会死了，或者说死不成了？刚才这些闹事的群众，是不是就没有被人蛊惑的机会了？今天早上的大规模聚集，冲击政府的恶性事件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周强的语气不高亢，语速也不急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