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感受到来自县令席上戏谑的目光，姚广孝终于冷静了许多，停止了与胡科的口头争辩。

杨伦对此更加欣慰：战胜过去阻碍了自己的人，是最令人兴奋的。

这位和尚不仅给他造成了困扰，他的身份也是个复杂因子。

纵然杨伦作为县令，对于地方上佛教事宜并无过多关心，大明尊重并信仰佛法，但不会赋予僧尼过度的特权。

毕竟新朝刚立，社会普遍处于充满憧憬的状态，未落入迷途，对佛的尊崇不像 ** 年代那么直接而 ** * ，更多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之前的确有过出家当和尚的经历，并最终离开了佛教圈子。

然而，这段往事让朱元璋领悟到了那些在佛经中常说「阿弥陀佛」的和尚们，背后竟然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正是这种双层原因的驱动，使得在其领地内，江浦县还未建立一座大型、有规模的大寺庙。

对于寻常的民众来说，大型寺庙给予他们的影响通常是积极正面的——因为在物质和文化的贫瘠年代，一个信仰能为他们困顿的生活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但是对于掌握着地方管理权力的县令来说，大寺庙若在他的管辖下变得庞大，引发的效应远不止只是又增添一位贪婪地主的田地争夺而已。

过去一段时间里，在江浦县虽没出现大型寺庙，但这并不代表无人觊觎此地位。

实际上，杨论很清楚地知道，京城的天界寺虽然一直受到皇家的监管，但从未停歇过其扩张的步伐。

以前遇到这类事件时，杨论总是联合背后的地主张贵，以百般刁难的策略否定了那些大和尚提议的解决方案。

在这件事情上，虽然地主提供了丰富的私利予杨论作为支持，但在真正推动行事时，主要还得靠杨论出面来协调。

如果是出身权势的杨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还能应付，无非是一场权利交易的游戏，各方都给彼此带来一定的尴尬，在中间牵线的人调和之后就能缓解争端。

但是杨论这个人物，不仅没有实际的依靠，还因为他那个看似无关却在名义上有亲眷称呼的案件——即涉及到杨宪或杨忠显的案情——始终背负着背叛皇恩的标签。

这份身份直接引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与天界寺派遣的代表冲突之时，所面临的压力比普通的县令要大很多。

对于杨论来说，那一群披着袈裟的僧侣受各种规则约束，在他们身上应用的策略，早已被对方研究得很深入，找出办法进行扩散也并不困难，就像他自己运用明代法律的空隙一样。

为了自己私利，在朱元璋治下担任风险极高的官职，为了保护自家利益，也未能逃脱解读和利用明律的途径。

而那群和尚钻规则空子的行为，则全部转嫁到了杨论身上——他为自己获取的悲惨结果背负责任的同时，也为和尚们的违法行为承担连带的责任。

起初，天界寺直接派人联系杨论，希望其作为县令之名，亲自前往应天府邀请天界寺的招牌。

这一段文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讲述了明代社会背景下的一幕：朱元璋的历史背景对他的施政决策产生深远影响，而天界寺作为宗教势力也在政治博弈之中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实力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