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之变，皆赖于海贸，海贸又赖于工商，所谓无工不稳，无商不富，虽汉寇伪帝之言，但却乃少有之真言……”

“如今长毛之贼即剿，余者皆遁逃，所谓天下太平，河清海晏不过如此！！”

“然天下之变，在实物，在格物，在机器，汉寇之强，洋人火器之精良，盖莫如是……”

“今鸿章请开建机器局，轮船局，重整海关司，也非私愿，更非他人教唆，凡此种种，皆是心向我大清，为我大清计，为皇帝计，为圣母皇太后计……”

“若请依鸿章所言，则我大清十年之内，必然大变，不仅民力有所恢复，国力更是十倍于今朝，若是如此，何愁汉寇之忧，洋人袭扰！！”

广东巡抚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四月上奏“治安书”。

这篇所谓的治安书，不出意外了成为了当时四月的“宠儿”，只不过这个宠是被“谩骂”“怀疑”包裹的。

甚至在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诛心之言，而其中那句有关经济问题的“削减旗丁，以供工商”，更是成为了某些人口中的“汉臣要谋反”的确凿证据。

也是因为这篇奏安书，让李鸿章的大名传遍了整个神州大地，最开始大家还只是知道有一个叫李鸿章的家伙，第一个攻破了天京城，甚至还第一個杀掉了违逆之首“洪天贵福”，是整个天京之战的大功臣，但是自从这份奏安书发表后，全天下对于李鸿章的看法，基本上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李鸿章此人是“大清祸害”，要早早除掉，甚至在那些人眼中，李贼已经是比曾贼还要难缠的存在，哪怕是那些所谓的“清流”，只要谈起李鸿章，李合肥就是一副此子不得好死的态度，甚至在四月，李鸿章还创下了一月弹劾一百零八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另一派人则是以左宗棠，以及部分开明旗人贵族在内的支持派，这部分人最核心的大人物，看似是某个叫兰贵的正蓝旗贝勒，其实真正操纵局势的，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鬼子六”恭亲王。

这部分人之所以要支持李鸿章的“改良计划”，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喜欢变革，多喜欢拯救苍生，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紧迫感”，而这个紧迫感恰恰就来自他们天天骂作“伪帝”“贼寇”的汉国。

对于这些有过外部的见识的大人物来说，你要说他们对于外界所发生的变化完全不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他们比一般号称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激进派，还要激进。

毕竟知道的越多，越是对那个号称继承“炎黄正统”的大汉帝国更加恐惧。

事实上对于工业，科学的重要性，他们不是不知道，甚至可以说，从他们在自己家里请洋人教士教授自己和小孩西方知识，就可以知道，这帮被后世骂作“古板”“没有脑子”的大清高层，实际是非常有脑子的。

而他们之所以变的慢，或者干脆不变，还是因为威胁不够彻底。

原时空中，所谓的“洋务运动”搞到最后，看起来搞的花团锦簇，但其实上面那些人根本就是糊弄事，亦或是说糊弄洋人，告诉那些对神州不怀好意的洋人，我大清即将雄起，你们都给老子小心一点！！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洋人是被骗到了，甚至都将大清列入到“列强”行列，亚洲第一大国。

但是这个所谓的虎皮，终究还是被一群东瀛矮子戳破了，尤其是在那场海战之后，更是将神州拖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而在那之后，才有了所谓的重建海军，但是也已经为时已晚。

而在这个时空中，大清朝面临的情况，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甚至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洋人还是那个贪婪无度的洋人，但态度却不一样了。

（汉国远东舰队的威慑，以及日本海军的成长）

而这种态度，自然影响到了一大批大清的上层人物，后来也就发生了所谓的“洋人教士遍布朝野”的事情发生。

在目前的大清，家里请一个洋人教士，那放在以前那是侮辱先人，蔑视祖宗，但在现在，那就是“与时俱进”“头脑灵活”。

甚至请的起什么样的洋教士，都成了那些大清权贵攀比的对象。

甚至在如今的大清朝，连洋人都被分为三六九等。

第一等的是有学历的洋人，如果有欧洲高等大学毕业证书，那就身价涨了在至少五倍，如果你再有某个大学任教的资格或是经历，那再翻一倍，达到十倍的高度。

第二等则是那些具有高技术的洋人技术人员，这部分人主要是在兵工厂等早期在咸丰时期建立的洋人小工厂任职，算是清庭比较信任的“洋伙计”。

甚至在内部还有“洋包衣”的称呼。

而第三等，则要划分国籍，毕竟不是什么国家的人，都能在咱大清混口饭吃的。

其中英法为首选，毕竟在如今的大清朝堂，对于“英法”两国的研究，可谓是最深的。

最明显的就是，当年太平天国还未剿灭的时候，咸丰皇帝就曾给拿破仑三世写信，希望他能够派遣一部分军事顾问来神州，“助情剿贼”，甚至还提出了要购买一千万两的法式武器，组建法式新军的意愿。

而这些自然得到了当时法国人的热烈响应，拿破仑三世在回信中就将咸丰称为“东方大皇帝”，甚至直接表示，大清朝未来所需，法兰西会竭尽全力帮助，毕竟大家都是文明国家。

而在这封信背后，则是一个“小小的”通商要求，甚至要求在神州沿海获得一个稳定的常驻港口，哪怕不行，也可以给予一部分通航修整权。

而咸丰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给出了通商的考虑。

是的，是考虑，不是同意，可见那个时候的咸丰，还是非常谨慎的，不是拿破仑三世夸几句就会上当。

至于英国，那就是更是“老朋友”了，整个大清，研究最多的就是大英帝国。

只不过研究来研究去，都跳不出老一套的想法。

但是哪怕如此，有关英国的书籍，实际已经堆满了整个紫禁城的书房，但是在民间，却很少见有关于类似“羊吃人”“工业化”“资本”的书籍。

由此可见，在我大清，有些事，还是要“保守”一点的，要是什么都让天下人知道的一清二楚，那我大清岂不是底裤都要被揭开了。

而这样的“内看外封”的做法，自然而然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内部的人对外界的消息一清二楚，而下面的那些人，不能说两眼一抹黑，但也是盲流一级。

虽然这种情况是大清高层希望看到的，毕竟商君书都说了“民可使不可知”，但是这对于一直要搞工业化，搞变革的那派人来说，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事。

就像李鸿章在治安书中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