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他在新华社编发的《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应》一文上作出批示：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我志愿军入朝反应慌乱，束手无策”；

“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袖与人民对中国志愿军抗美作战深感振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显着提升，国内民心也大受鼓舞，畏惧美国的情绪大为减弱”。

11月18日，他致电志司，特别强调：

“美国、英国和法国对我们束手无策，各国都弥漫着悲观情绪。只要我们的军队再取得几场胜利，消灭数万敌军，国际局势必将发生改变。”

第二次战役发起后，战事进展顺利，中央认为朝鲜战场上已经出现了“我军大举歼灭敌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绝佳时机”，并要求志司“激励士气，争取大胜”。

根据当时的形势，“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主要是指如果此次战役能够实现既定的歼敌目标（西线“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歼灭两个美军师及一个南朝鲜师”），将能够迫使美国“知难而退”，从而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尽管最终的实战结果在歼敌数量上未能完全达到预期，但战役本身所产生的战略效应却远远超出了战前的估计。

通过这场战役，中国开战之初的被动局面得以彻底扭转，中朝军民士气高涨，重新点燃了将美军逐出朝鲜半岛、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之光。

中国出兵朝鲜仅一个半月，战场局势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至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志愿军已经从鸭绿江边推进至三八线，除了襄阳，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全数收复，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两个半岛也已落入中朝军队的掌控。

这一重大胜利，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及初期都是难以预料的。

接下来，朝鲜战场的局势将如何演变，战争双方是会在三八线附近停下，还是继续推进，一时间成为局内外人士热议和思考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