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30余名战俘遭杀害；

4月14日，有1500多人被打伤。同日，第93号战俘营要求遣返的战俘70余人，被集合到广场上列队，遭到美军枪杀。

中朝战俘所经历的地狱般遭遇，并不是中国人凭空捏造的。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巨济岛的集中营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岛”，“暴乱、酷刑、暗杀等情形交织在战俘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幅令人恐惧的画面” 。

两位充满正义感的西方人士，英国记者艾伦·温宁顿和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对前线、板门店谈判现场、朝中方的战俘营，以及获释的朝中俘虏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和采访。战争结束后，他们共同撰写了一本名为《朝鲜战争俘虏问题内幕》的书。

这是一本在西方被禁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书，两位记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依据停战协定的相关条款，在非武装地带内，巨济岛和济州岛扣押的约8000名朝鲜战俘及1万5千名中国战俘，正在与北朝鲜扣押的350名“联合国军”战俘进行交换。

国际遣委会成立后的几周里，成员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从印度管理的集中营逃出来的俘虏，讲述那些中世纪式的野蛮行径和令人发指的事件。起初，委员们对此抱有怀疑，半信半疑。

但即便是最为怀疑的人也逐渐发现，不同时间、从不同集中营逃出来的人，所讲述的故事几乎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刚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立刻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众多问题，这无疑增加了其可信度。

显然，没人事先教导他们该如何回答。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在1952年9月27日召开的。

那天，6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其中大多数是军官。他们还未下车时，就已撕碎身上印有国民党旗帜的内衣，显露出全身布满印记的躯体。在这个大厅里，回荡着持续不断、愈加响亮的哭泣声。根据事先的安排，他们应当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

但记者会刚开始不久，就不得不把一位在一两天前遭受严刑拷打的归俘送到外面抢救。还有一位在讲述同胞们所经历的痛苦时，情绪激动得昏厥了过去，最后不得不把他背到外面救治。

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割掉，腹部还留有一条弯曲的巨大刀疤，那是被国民党的刀子划开留下的。他们当中超过一半的人，因为“拒绝”刻上阻碍他们回归祖国的文身标记，四肢的肉被割得皮开肉绽，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志愿军战俘们回忆说，从8月20日开始，新的文身行动展开了。这是因为特务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战俘将1951年4月刺上的文身标记割去或烙掉，这让他们暴跳如雷。于是，特务们下令对集中营中的所有人进行重新文身。

任何拒绝文身的人都会遭到毒打，并被捆绑在床上。一次文身由三个特务负责，往往要持续长达四个小时。

截至8月31日，关押在十个集中营中的1.5万名俘虏，几乎全员都被纹上了文身，只有极少数例外。美军心理作战部东京分部的负责人海恩森当时认为，只要彻底执行文身计划，就能确保这些俘虏不再怀有回家的念头。

在交换战俘的场地上，普利策奖得主、《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凯奇·比奇目睹了一名患有肺结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竭尽最后的力气脱下美制军靴时，感到非常震惊。他带着悲伤的语气问道：“这些人为什么连这样好的军靴都不愿意带走呢？这双军靴质量相当不错啊！我想，在朝鲜和中国，像这样的好靴子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战俘们对美国人的仇恨有多么深刻，甚至将使用他们的物品视为一种屈辱。

恐怖的气氛和杀戮的阴影一直笼罩着，直到俘虏们离开集中营为止。

金京淑，一位曾在海州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她被俘于此。这位姑娘相貌美丽，乌黑的秀发披散在双肩。金京淑与她的难友回忆道：敌人以搜查为借口，将她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后，赶进了一个房间。

不久之后，一群赤身裸体的男俘也被强行带入。一个美国军官说道：“听说你们共产主义者喜欢跳舞，那就跳吧！”在刺刀和手枪的威逼下，他们被迫开始起舞。美国军官们一边吸烟，一边哈哈大笑，显得极为得意，还用烟头灼烧姑娘们的胸部，施行了只有在医学杂志和法律记录中才能见到的恶行……

在仁川集中营，两位背着婴儿的母亲曾数次在刺刀的威胁下遭受凌辱。期间，她们不得不堵住婴儿的嘴……

一名因电刑而精神错乱的少女，在前往厕所时遭遇一名美军下士的拦截。尽管她的同伴们拼命营救，她依然不幸遭到侮辱，最终彻底失去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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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当作游击队员和朝鲜人民军成员逮捕的孕妇们，在完全没有基本医疗条件的情况下艰难分娩。虽然之后设立了产房，但美国人并未提供诸如奶粉等食物，长期处于饥饿中的母亲们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来喂养新生儿。

23岁的金淑子，皮肤苍白而异常美丽，毕业于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她说道：“我和我的小女儿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同志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因为无法忍受婴儿因饥饿发出的凄惨哭声，亲手掐死了婴儿。

我们多次举行示威抗议后，美国人才给婴儿们发放了一些食物。然而，他们随时可以通过中断粮食供应来惩罚我们。我们把写有‘婴儿不是俘虏，他们应当获得人道主义待遇’的标语挂在铁丝网上，但依旧无济于事。”

“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背着婴儿欢快地唱歌，却遭到美国人的催泪弹袭击。他们向23位母亲和23个婴儿投掷了三十多枚催泪弹，导致许多孩子此后病了好几个月。从停战那天起，直到女俘被遣返回国，敌人几乎每天都向她们投掷一到两次催泪弹。

美国的死亡集中营中归来的俘虏们身上，可以找到通过内外科手段施加暴行的证据。美国的消息也确认了这些远超出医疗范围的骇人犯罪行为。对于这些确凿的罪行证据，恐怕连美国人也无可否认。”

《美国医学协会月报》1953年第四期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分析了对1408名细菌性痢疾患者进行的六种治疗方法。其中第六种疗法为：卧床休息、烤电疗法、必要时使用镇静剂、营养滋补及维持疗法等。

简单来说，这几乎等同于不治疗。患者被强制卧床，任由他们出汗、体质愈加虚弱，以观察不干预的情况下疾病扩散的速度以及各种治疗手段的效果。这使得许多病人愈发孱弱，虽然没有立即致命。部分痢疾患者得到了治疗，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试验。

例如，仅四环素的使用上，有些患者每天服用8粒，有些服用16粒，甚至32粒，以此测试患者在饥饿状态下对磺胺类药物的吸收能力。在这样的实验中，许多病人最终因中毒而死亡。

1950年10月至1951年8月间，超过四千名患者相继死亡，死者几乎全部为痢疾病患。当时集中营的死亡人数难以准确统计，尽管如此，医院当局依然将患有严重腹泻的患者送回集中营，使得这些人继续在营中传播疾病，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大量证据表明，在外科领域所进行的试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板门店，众人普遍目睹了许多四肢被截断的惨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调查显示，许多人手脚或四肢被切割成几段，宛如割牛尾巴一般。有些人甚至一条腿被截断了五六次。

一些患有与手术毫无关联的气管炎和胸膜炎的患者也遭到多次肋骨切除。从1951年4月至1952年7月，在这些残忍手术中幸存下来的第一集中营俘虏，仅有37人。

一个名叫金春山的俘虏回忆道，他的五根肋骨被不同的医生分别截断。敌人每次闯入医院时，都会按需挑选病人。若有人反抗，便会被注射一针药物，随后强行带走。

中国的军事外科医生对冻伤的战俘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他们提供的统计数据，冻伤患者中共失去了267条手臂或腿，这个数字占到了所有在中国接受治疗的冻伤者的惊人70%。他们指出，正是在朝鲜前线的美军医疗部队曾说过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保存性疗法一直是冻伤治疗的基本原则。”

然而，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纯属于冻伤范围内的肢体下部截肢手术中，有84%的病例是在正确截肢部位上方至少一分米处进行的，甚至有一名患者是在正确位置上方五分米处进行的手术。

在2172名中国受伤被俘者中，几乎有一半遭遇了双肢截断的命运。在所有6000名中国被遣返的战俘中，有1172人属于外科病患，其中84%的人因伤致残，丧失了行动能力。更为惨痛的是，有四人的四肢全被截去，仅剩下无依无靠的躯干。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美国军队中仅有22人被截去四肢；而在朝鲜战争中，整个“联合国军”中仅有4人遭遇同样的悲剧。

面对非人道的折磨，中朝战俘们进行了顽强的反抗。1952年2月19日凌晨，美国远东司令部联络队的哈里逊上士驾驶一架C-46运输机，飞临朝鲜黄海北道谷上郡上空，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他的任务是向中朝阵地后方空投5名特务，这些人是从志愿军战俘中挑选，并经过日本人培训的。

在此之前，哈里逊已经执行了14次任务，空投了34名特务。当时，4名特务相继跳出机舱，轮到前志愿军见习报务员张文荣。这位沉着勇敢的中国战士，一直隐忍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当他跃出机舱的瞬间，果断地掏出手榴弹扔进了机舱，随着一声巨响，C-46轰然爆炸，在夜空中绽放成巨大的火球。张文荣在落地后，立即找到志愿军部队，并汇报了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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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伞后被俘的哈里逊上士证实了张文荣的说法：“当我驾驶飞机飞至谷山郡上空时，志愿军的五名战俘相继跳伞，随后机舱内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飞机起火坠落。当天当地并没有高射炮，而且飞机在起飞前也经过了严格检查，不可能是意外事故……”

机智的中国英雄张文荣光荣归队，重新出现在志愿军的钢铁洪流中……

在巨济岛上，被俘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目睹了一些战俘自发斗争遭到特务有组织、有计划镇压的惨痛教训，从中吸取了人民军战俘在军官领导下进行有组织斗争的经验。很快，他们成立了秘密党小组和群众性的爱国组织。中国战俘营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迅速与人民军战俘的领导取得联系，并共同建立了统一指挥战俘斗争的秘密机构“联川司令部”。

“敢死队”成立后，那些残酷迫害战俘的败类在偏僻无人的地方遭到了痛打，而负责告密和监视的特务也常常“神秘失踪”……

不久之后，败类和叛徒们再也不敢随意活动了，许多营地变成了“解放区”和“小延安”。在那次“鲜花”和匕首的大甄别中，正因为有地下党的组织，五千多名中国战俘才能冲破刺刀和匕首的封锁，成功跑进直接遣返战俘的602联队……

1952年5月7日，一起震惊全球的“杜德事件”爆发，使美国颜面尽失。

为了抵抗美军的暴行，以及戳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的虚伪宣传，志愿军第602和第76战俘营秘密组建了反抗小组，联合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共同抗争。

面对全副武装的美军，第602战俘营首先举行了绝食抗争。在绝食抗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方面并未重视，可随着志愿军战俘绝食抗争的延续，美国方面为了平息国际舆论，开始派人和志愿军战俘代表谈判。

为了麻痹对方，志愿军第602战俘营向美方提出要求：除了巨济岛战俘营最高司令官杜德准将以外，拒绝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接到报告的杜德准将随后在大批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来到602战俘营，经过简单的恐吓以后，对于志愿军第602战俘营的妥协，自大的杜德准将认为面对美军的强大武装压力，已经从心理上摧毁了志愿军战俘的抗争，由此也产生了狂傲的麻痹心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第76战俘营也随即开始了绝食抗争。有了上一次武装恐吓的经验之后，傲慢的杜德准将只带领了十几名美军就来到了第76战俘营，和志愿军战俘展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面对志愿军战俘的一系列要求，傲慢的杜德一面散漫的剪着指甲，一面敷衍的应付着志愿军战俘的要求。

1952年5月7日下午3点20分，正在双方谈判期间，一队挑着大粪桶的志愿军战俘从杜德旁边经过。面对刺鼻的气味，负责警卫的美军纷纷躲到一边。趁着美军警戒松懈的同时，志愿军战俘将一桶大粪水泼向了躲在旁边的美军。随后趁着混乱的时刻， 志愿军战俘一拥而上，将目瞪口呆的杜德准将抬进了战俘营。

杜德准将浑身筛糠，像摊泥似的瘫倒在地，连话都吓得不会说了。他再清楚不过他的战俘营里都发生了些什么，老实说，中朝战俘杀他一万次也不为过。

营地门外，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美国步兵已经将76联队围得严严实实，面对他们的是一条七米长、两米宽的英文标语，上书：“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完全负责。?”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杜德向门外的美军亲书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枪，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战俘们给杜德腾空了一个一百人的帐篷居住，还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让美军送来了一部电话机让杜德与外界联络，允许外边的美军按时送饭，甚至让美方安排了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军士兵来服侍杜德，杜德不像在坐牢，倒像在度假。

李奇微、范弗里特都急了，新闻界已将此事告诉了全世界，这脸丢大了！

范弗里特急派第二兵站司令部参谋长格雷格上校飞往巨济岛平息事态。格雷格来到巨济岛，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让单独关押的人民军13师参谋长李学九上校去说服战俘们释放杜德准将，李学九曾任人民军二军团作战部长，在战俘们心中有很高的威望。

可是李学九上校一进入第76区的院内，突然立即改变态度，成了俘虏的领袖了。上了当的美国人后来咬牙切齿地说“好像是特意派去了一个领导人似的”?。5月7日就这么过去了，中朝战俘们的壮举已经震撼了世界。

5月8日，76号战俘营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以大量事实向杜德准将哭诉了美方迫害屠杀中朝人员的罪行，杜德无地自容。大会主席不断问他战俘所说是否属实，面对战俘们被强行截去的残肢断臂和目不忍睹的累累伤痕，杜德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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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76联队门外，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已派美一军参谋长柯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的职务。柯尔生上岛，首先调来一个坦克连和一个步兵营，接着又集中了第八集团军的全部一级射手准备镇压战俘。

此举过后还意犹未尽，他又从补给所领来大批防毒面具分发给士兵，他要放毒气血洗战俘营。美国人连杜德将军的性命都不在乎了，老实说，李奇微恨不得杜德马上死掉才好，那他们又可以向中朝脸上抹黑，更有借口残杀战俘。

可是，杜德准将“受到了像国王一样的待遇”?，?连治他胃溃疡的药都被战俘们要求送进来，聪明的战俘们一点儿把柄也没给美国人留下。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

此时，即将离开朝鲜的李奇微正质问范弗里特为什么不执行他“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为了让镇压力量更充实，李奇微甚至向巨济岛上派出了第八集团军的战略预备队—赫赫有名的187空降团。这就是美国将军李奇微在朝鲜下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要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战俘！

李奇微恶狠狠地给范弗里特下了令：?“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的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要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

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克·克拉克，同样决定对战俘采取强硬措施。

就因为柯尔生和俘虏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血洗战俘营的计划才没来得及执行，克拉克以后竟在回忆录中恬不知耻地恨恨不已：?“柯尔生和俘虏的谈判，双方都做了一点儿让步，使得实现以武力救出的命令推迟了……和被关了起来的杜德通了电话这件事，反而让柯尔生吃了苦。?”

5月9日，范佛里特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