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汉文帝刘恒即位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内部擅权的开国功侯和外部实力强大且蠢蠢欲动的诸侯王。在解决这两大集团的威胁时，鉴于内外威胁不同，刘恒选择了稳住外部、解决内部。

历经数年时间，随着陈平、灌婴等功勋老臣的去世和周勃的屡遭打压，再加上彻侯已经各归封地，功勋集团的威胁大为削弱，刘恒对于朝政的掌控已经极为牢固。

然而，还不等汉文帝喘一口气，便又迎来了匈奴的入侵和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尤其是刘兴居的反叛，让汉文帝意识到，削弱地方诸侯王权力已经势在必行，毕竟想要全力对付匈奴，就必须确保国家的稳定。只不过，由于丞相灌婴的去世引发的朝廷人事变动，以及彻侯集团的短暂反扑，才让汉文帝不得不将诸侯王的问题向后推迟。

时间一晃，来到汉文帝六年（前174年），在朝局重新稳定下来后，汉文帝终于决定动手了，凝视着地图的一块区域，汉文帝沉声说道，“是时候让这颗棋子发挥作用了”。顺着刘恒的目光看过去，他所凝视的正是淮南王刘长的封地。

淮南王刘长在吕后执政时期，作为吕后养子的他便已经开始目无法纪，养成了骄横不逊的性子，吕氏覆灭、文帝即位之后，由于处境过于尴尬，刘长这才有所收敛。然而，由于汉文帝出于政治目的对诸侯王的容忍和拉拢，尤其是在击杀审食其事件中文帝刘恒放任的态度，让淮南王刘长再度骄纵起来，自京城返回封地后，愈加放肆、无法无天。

刘长的日益骄纵，引起了大量朝臣的不满，纷纷上书弹劾，然而汉文帝却选择了置之不理，袁盎于是劝谏文帝说，“诸侯王太过骄横霸道，迟早要生出祸乱，或可适当削减他们的封地。”汉文帝仍然不予理会，汉文帝的有意放纵，使得淮南王刘长更加肆无忌惮。

汉朝规定，诸侯王虽然有在封国内自行册封官员的权力，但包括丞相在内的两千石以上官员却必须由朝廷任命，然而刘长为了摆脱束缚，不仅在自己封国内废除了汉朝的律法，以残酷手段惩处臣民，而且驱逐了封国内朝廷设置的官员，上书要求自己任命包括丞相在内的所有官员。朝臣们弹劾于他，他直接撂挑子，表示自己不做诸侯王了，要去真定给母亲守陵。

到了后来，刘长更是在出行时擅用皇帝的仪仗警卫规格，甚至还使用了皇帝专用的文书称谓，僭越使用天子礼仪，就连在上书皇帝刘恒，也多有桀骜不驯之言。这在古代皇权社会，已经与谋反无异。

对于刘长的胡作非为，大臣们早已忍无可忍，然而刘恒却始终无动于衷，甚至在朝臣们已经表示强烈愤慨的情况下，汉文帝仍表示自己不愿亲自下诏责备弟弟，为了平复朝臣的愤懑，刘恒也只是让时任将军的舅舅薄昭写信给刘长，加以规劝。

薄昭作为国舅，乃是汉文帝极为信任的外戚大臣，他自然明白汉文帝的意思，因此在信中写道，“皇帝刚刚即位时，便将淮南境内的侯邑改封到了别处，使得大王多获得了三个县的封地。大王以前从未见过皇帝，第一次入京朝见，还没有叙完兄弟之情，就杀了彻侯，皇帝没有追究便予以了赦免。大王驱逐了朝廷设置的官吏，请求自己册立丞相等官员，此举虽然违背法令，但皇帝还是同意了。大王本应该遵从法令、忠于职守，以报答皇帝对您的厚爱，然而您现在却口出狂言、为所欲为，以致全天下人都对您满怀怨言，这可不是明智之举啊。

大王封地千里、统治万民，这本是高帝对您的恩德。高帝风餐露宿、风雨无阻，冒着雨箭飞石、野战攻城，身受重伤才为子孙后代开创了千秋大业，这是多么艰难危险啊。大王您不考虑祖先的创业艰难，时常反省警惕、修身正行，回报先辈的大恩大德，反而想要放弃封国当平民百姓。

况且，贪图出让国土的美名，废弃了先帝的大业，这是不孝。父辈打下江山，子辈不能坚守，这是不贤。不去守长陵，而要去真定，把母亲放在父亲之前，这是不义。多次违抗皇上的命令，这是不顺。为名节守母坟以示高于兄长一筹，这是无礼。臣子有罪，重则问斩，轻则肉刑，这是不仁。把当百姓看得很重，而视王侯之位低下，这是不智。不努力学习钻研大道，而凭感情冲动恣意妄为，这是不祥。以上八点，都是危亡之路，大王您却都犯了。抛弃国王之位，展露专诸、孟贲的匹夫之勇，常常出入于危亡之路，依我看来，高祖皇帝的香火就在你这里继承不下去了，请大王想清楚。